从聊斋志异谈文学创造的发生(4)
【作者】网站采编
【关键词】
【摘要】题材创新之二是开辟创新。蒲松龄生长于农村,亲身经历普通百姓的世俗生活,更在旱灾、饥荒中目睹底层人民的痛苦挣扎,要代民立言的想法日渐萌生。
题材创新之二是开辟创新。蒲松龄生长于农村,亲身经历普通百姓的世俗生活,更在旱灾、饥荒中目睹底层人民的痛苦挣扎,要代民立言的想法日渐萌生。因此,在《聊斋志异》中,士农工商、三教九流,蒲松龄不论地位高低,都将其作为书中人物;从天上到地下,蒲松龄也力求囊括现实与幻想世界的各个角落,以展现社会生活的全貌;爱情的叙述是小说永恒的情节,而蒲松龄笔下人鬼之恋、人狐之恋、人精之恋、人仙之恋、鬼狐之恋、鬼鬼之恋,想要传达的是万物皆有感情、爱情无所不至,并以此反抗封建社会罔顾普通人的情感欲望,对其进行残酷的剥削与压迫。
(二) 文体独创
蒲松龄在《聊斋自志》中有云:“人非化外,事或奇于断发之乡;睫在目前,怪有过于飞头之国。遄飞逸兴,狂固难辞;永托旷怀,痴且不讳。”[7]1可见蒲松龄对怪异非常之事如痴如醉,创作当以神仙狐鬼精魅为主角展开,由此志怪成为其首选的文体。但以往南北朝志怪小说往往不加以润色与再创作便记录下来,不仅粗陈梗概,而且深受史书实录、纪实叙事原则的影响,强调的是有闻必录、事必有证,虚构的故事不能作为小说的内容呈现。但是,如蒲松龄所言:“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7]1其真正的创作目的是假借虚构的狐鬼精怪来抒发情怀,寄托忧愤,志怪题材只是表,虚构寓意才是里。因此,兼顾有意识地运用想象和幻想进文学性的虚构,和较长篇幅中有丰满人物、曲折情节、细腻叙写、贴近世情的唐传奇更贴近蒲松龄的创作意识。
志怪与传奇这两种文体分别在表与里两方面贴合蒲松龄假幻设以寓意的创作主导原则,这一艺术的发现让其迅速地找到了解决作品文体问题的突破口,从而创新地在《聊斋志异》中兼收并蓄这两种文体。由此形成的新文体被清代学者纪晓岚称为“一书而兼二体”,鲁迅先生也曾将其评为“用法传奇,而以志怪”,即将志怪与传奇两种文体兼收并蓄,使作品既有志怪体以谈狐说鬼为内容、或解释或评价的叙述干预之特点,也具有传奇叙述曲折、虚构想象、贴近世情和惯用长篇的手法。如《婴宁》中将婴宁的角色设定为狐母所生、鬼母所养的狐女,以及篇末借异史氏的话进行叙述干预来表明作者的态度,这都是志怪小说的典型特征,但是蒲松龄却采用了传奇体来叙写。这样一是突破了志怪在篇幅上局限,在两千九百二十字中不仅将情节叙述得曲折离奇,还描绘了山村的幽僻,院落的花香鸟语。二是托文言志,借婴宁纯真自然的天性,寄寓作者对抗礼教的态度,以及对复归自然天性的向往。这些象征性文学意象的创造使《聊斋志异》超越了一般志怪只论狐鬼花妖之事的局限,从而具有了感发人心、触动情志的力量。蒲松龄的这一艺术发现不仅为《聊斋志异》找到了一种适宜的文体,而且使情节跌宕起伏,人物血肉丰满,助推了思想感情的抒写。同时,首用传奇文笔写志怪内容也为中国文言小说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一时间,效仿纷纷,风行天下,成为中国文言小说史上的一个奇迹。
(三)手法更新
在蒲松龄生活的清初几十年间,文字狱风波迭出,不少无辜之人惨遭迫害,封建社会残酷的思想高压政策让知识分子受到极大的震慑,一时人心惶惶,创作低迷。因此,蒲松龄选择虚构一个超越现实的场域,即人鬼狐妖的艺术世界,其间他大量运用夸张、虚构、幻想来表现自己的理想、追求、情怀和趣味。蒲松龄正是用这种浪漫主义的艺术手法塑造了一大批奇异传神、缥缈神秘的典型人物。值得称道的是,在以幻想展开的故事情节中,也影影绰绰地显现着现实生活的本质真实,这便是蒲松龄在艺术手法上的更新升级,即把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融合起来,创造出似真似幻的意境、虚构与真实共生的典型,他以现实为基础进行合理夸张,由此增加了怪诞不经的可信度,也使美的幻想与想象有了依托。
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要求忠实地再现生活的真实,因此,《聊斋志异》大多开篇详尽地介绍主人公的身世、性格、际遇,为的就是给读者留下真实的印象。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则可以进行大胆而合理的想象,故而蒲松龄总是会设计形式罕见、激烈跌宕的矛盾冲突,并以大胆奇特、出乎意料的结局收尾。蒲松龄的创新之处就在于将两种创作方法融合并进行提高,使作品在玄妙奇幻中蕴藏着现实世界的本质特征,引起读者对真实世界中普通人命运际遇的联想。如《葛巾》中女主人公葛巾在受到丈夫的猜忌之后,和妹妹玉版同时举起各自的儿子“逐掷”常氏兄弟,最终“儿坠地并无”。这样结局的设置带有明显的浪漫主义色彩,结局的掷杀儿子可以说是违背母性和人伦的行为,让人大跌眼镜,然而其背后折射的却是深刻的现实矛盾。随着封建文化的衰落与民主思想的萌芽,寻求个性解放、思想自由、反对封建礼教的声音逐渐变得响亮。而封建社会中对人性最大的束缚之一便是压抑、扭曲女性的正常生命欲望和她们对恋爱婚姻的追求。蒲松龄想要通过塑造有个性、有尊严、求独立的女性形象来抨击封建社会对女性的压迫与摧残,但这在以男权为核心的封建社会中是不现实的。千百年来滋生、蔓延、沉淀的封建思想文化具有强大的势力和广泛的影响力,要颠覆这样强大的封建男权文化体系,安排具有新思想、新个性、新追求的女子在世俗世界里,在读者接受与传播方面是存在巨大困难的。因此,蒲松龄创新地将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创作手法融合起来,通过虚构一大批具有追求爱情婚姻自主、个性独立、人生自由等反封建思想的非人形象,去隐喻冲击颠覆封建社会、宗法思想,反抗和消解父权、夫权的思想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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