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聊斋志异谈文学创造的发生(2)
【作者】网站采编
【关键词】
【摘要】(二)材料选取 “若著成一家之言,当且博观而约取。如富人之筑大第,储其材用,既起而后成之,然后为得也。”[4]130富人修建大宅,要先储备好建筑所用
(二)材料选取
“若著成一家之言,当且博观而约取。如富人之筑大第,储其材用,既起而后成之,然后为得也。”[4]130富人修建大宅,要先储备好建筑所用的材料才能使住宅从平地拔起,最终将其修建成所理想的样子。而文学创造与建筑大抵也有相通之处,作者在广博地涉猎后需要简要摄取,即从大量的储备材料中选取合适的内容进行文学创造。在这个过程中,有来自两方面的因素影响作者对材料的选取。一方面是作者的主体性因素。文学是具有倾向性的,作者的思想、感情、观点、意见都会自觉不自觉地通过具体的作品表现出来。因此,每一部文学作品中都会带有作者自己鲜明的主体性特征。蒲松龄自幼聪明好学,十九岁时便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秀才,原以为从此可以“青云直上”,但是却屡应乡试不中,一直到七十岁还是一个穷秀才。他长期困于场屋,不仅看遍世间百态、人情冷暖,更深感科举制度存在极大的弊病。这些源于自己在科场经历中的思考与感悟便成为蒲松龄进行文学创造时首选的材料。可以看到,在《聊斋志异》中写书生科举事宜、嘲讽科场考官的篇章占据了很大的比重。其中,《司文郎》中就虚构了一位可以凭嗅觉判别文章优劣的盲僧,可其评判的结果却与科场的取落截然不同。甚至让盲僧“初不知而骤嗅之,刺于鼻,荆于腹,膀胱所不能容,直自下部出矣”[8]172的文章居然是主考官所作。如此对比与夸张正是蒲松龄在嬉笑怒骂间辛辣地嘲讽了那些眼鼻皆盲的主考官,抨击了“黜佳士而进凡庸”的科举之流弊。另一方面的客体性因素来源于时代的新变。明朝末年开始,随着资本主义开始萌芽,社会经济结构悄然变化,女性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比重大幅增加,甚至在南方一些地区的女性缫丝织绢收入超过了男子。蒲松龄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时代性的新变,于是,他在文学作品中选择塑造典型的女性形象去表达其对女性在经济生活领域内思想启蒙、个性觉醒等重大女权问题的思考。如《黄英》中的女主人公黄英是一位菊花精,她精于种菊、卖菊,并以此致富,超凡的经济才干甚至为男子所不及。她认为:“自食其力不为贫,贩花为业不为俗,人固不可苛求富,然亦不必务为贫也。”[8]264黄英的安贫乐道、追求经济独立与丈夫马子才的故作姿态、以市井谋利为耻形成强烈的对比,使女子的精神境界和人格魅力得以彰显。这反映了蒲松龄对反对男权话语、追求人格独立、倡导个性觉醒的女性群体价值追求转变的支持与肯定。
可以看到,蒲松龄善于观察社会生活、思考社会现象,或以内在的精神现象之形式存于头脑与内心之中,或通过外在化的采集、记录之方式有意识地将其所思所感、所见所闻作为材料储备起来,从而为文学创造的发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生于农村,长于市井的他将普通人的生活琐事、家庭俗事、人生际遇选取到文学作品中来,并通过艺术加工后,使世俗男女的浓情蜜意、平凡生活的酸甜苦辣、普通百姓的喜怒哀乐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成为比普通生活更高、更强烈、更集中、更典型、更理想的文学作品。取材叙事的日常化让普通民众读来感同身受,使得《聊斋志异》在蒲松龄创作之际便被人竞相传抄,刊行后更是风靡,一度掀起了文言小说的再度繁荣,成为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的巅峰之作。
二、创作动机的产生
材料储备与选取的成果不论是以精神现象的方式存在还是有外在的文字记录,都是以琐碎、零散的方式隐于自我体验之中,想要迹化为显性的社会化产物还需要经历一个关键阶段的催化,即创作动机。“创作动机是由内部需要或外部刺激所引发的,在体内失衡的情况下形成易感点,并经外在触媒的碰撞而突发的带有极强的行动力量,且对整个创作过程起支配作用的隐的或显的意念或意图。”[9]89创作动机在文学创造发生的阶段中起到向导的作用,作家受内心情感需要与外在世界刺激的触动,导致体内严重失衡。在这样敏感状态下,以往积累材料与当下外部事件发生共鸣,日常情感升华为艺术情感,推动作家迫切地开始文学创作,传达内心思想情感,或赞美或批评某种现存事物。一般来说,作家创作动机的产生方式大致是以下两种。
(一)入乎其内
“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10]41作家落笔写成世事万物所用的方法之一便是入乎其内,作家积极主动地进入对象,将自身涌动的情感灌注于具体的人物与景物之中,如此,外在的陌生之物因承载作家的生命体验与情感血脉,变得生机勃勃。 “这种向我们周围的现实灌注生命的一切活动之所以发生,而且能以独特的方式发生,都因为我们把亲身经历的东西,我们的力量感觉,我们的努力,起意志,主动或被动的感觉,移置到外在于我们的事物里去。”[11]841这一过程被里普斯称为“移情”,即作家在现实生活中的正常思想与行为得不到自由发挥时,内心便会日渐郁积起强烈的情感,最终这种心理体验由量变引发为质变,成为作家笔下接受其情感移置的人物与景物。如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提出:“《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作家崇高的志向与抱负不能在现实中施展时,郁结于胸的体验与思考会使其产生一种不吐不快的强烈意愿,这会诱发作者产生创作动机,并将情移置于物,使文学作品中塑造的人物、营造的环境、制造的情节都为寄托作家的思想感情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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